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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丽·温克勒（Emily Winkler），牛津大学(niújīndàxué)赫特福德学院(xuéyuàn)（Hertford College）中世纪领域研究员(yánjiūyuán)。曾任亚历山大·冯·洪堡研究基金研究员（2017—2019），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学院研究员（2015—2018）。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中世纪情感史、中世纪盛期社会史(shèhuìshǐ)与文化史。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zài)不列颠群岛、盎格鲁(ànggélǔ)-诺曼世界(shìjiè)，以及(yǐjí)北海地区、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等地中海世界。日前，艾米丽·温克勒受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做了一场讲座(jiǎngzuò)，题为“中世纪盛期的哀伤、情感与健康”，本文系其发言稿。限于篇幅，节选部分内容。 艾米丽·温克勒(wēnkèlēi)（Emily Winkler） 在(zài)20世纪(shìjì)的(de)(de)中世纪(zhōngshìjì)情感(qínggǎn)史(shǐ)研究中，学者(xuézhě)们倾向于从表面来理解中世纪欧洲的历史(lìshǐ)叙事，并且(bìngqiě)认为欧洲中世纪时期的人们像孩子一样，被(bèi)情感所(suǒ)支配，缺乏文明。有一位学者因提出这种观点而闻名，当他在阅读中世纪文本中对于(duìyú)强烈情感的描写时，将其解读为当下人类历史进步的证据——如今的我们已经处于文明阶段(jiēduàn)，能够懂得(dǒngde)彼此 间如何相处，也(yě)能辨别并管理自己的情感。然而，这种似乎是以进步为视角的历史观，在其后的几年(jǐnián)间引起了学界(xuéjiè)的广泛讨论并遭到(zāodào)了反驳。例如，芭芭拉·罗森温（Barbara Rosenwein）编写过一本关于“愤怒”的著作【《愤怒的过去：中世纪情感的社会功能》（Anger's Past: The Social Uses of an Emotion in the Middle Ages，1998）】，并提出了“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ies）这一(zhèyī)术语【《情感共同体：中世纪早期的情感研究》（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2006）;《情感的代际：情感史（600–1700）》（Generations of Feeling: A History of Emotions, 600–1700，2016）】。在书中，她也提出“人不是被情感所支配，而是掌控情感的主体”。由此可见，学界的观点几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学者们在进行中世纪情感(qínggǎn)史(shǐ)研究(yánjiū)的(de)(de)(de)过程中，逐渐出现了(le)一种新的语言表达，将情绪(qíngxù)视作“工具”，即人可以使用情感。于是，我们可以看到(kàndào)诸如“运用（wield）”“调动（deploy）”“编排（script）”这类动词。人们“使用”情感，在需要时“调动”情感，仿佛这是一种随时可供使用的东西。这也导致了该领域的大量研究成果集中在文字的使用、体裁与(yǔ)政治交流等主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中世纪的人们如何(rúhé)使用与情感相关的词汇，比如国王之间如何写信，或者如何试图通过情感语言来激发民众采取行动。然而，上述研究仅限于刻意使用的文字，并未真正对“感觉（feelings）”或“情绪（emotions）”本身进行思考。部分历史学者甚至表示(biǎoshì)，“我们讨论的只是人们现在认为(rènwéi)自己感受到了什么”，或者“他们曾经认为自己感觉到了什么”。这样的说法颇为有趣，它似乎完全否定了人们在当时的世界观、思想和观念下真实(zhēnshí)感受与表达情感的能力。 近些年来，中世纪(zhōngshìjì)情感史研究也与神经科学(shénjīngkēxué)、心理学领域有所互动。21世纪初，一个频繁出现的术语是“评估理论（appraisal theory）”，即试图借助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概念来解释中世纪情感。该理论的核心(héxīn)观点是，个体(gètǐ)在经历某一事件后，会对其(qí)作出直觉性地判断，进而基于这种(zhèzhǒng)判断来解释情感体验。然而，通常这些学者(xuézhě)清楚地知道他们正在使用过去不曾存在的概念，但与此同时，又难以说明这些理论模型真正适用于中世纪时期，并且能够增进对于(duìyú)中世纪观念的理解。 总体而言，这些观点都未能真正反映出中世纪盛期西北欧地区的(de)(de)(de)叙事作品和历史著作(zhùzuò)的历史文本本身的真实面貌，当时的文本也并未如我们当下这般来讨论与描述的情感(qínggǎn)和感受。换言之(huànyánzhī)，中世纪的文献并没有像现代理论那样把情感视为可操作(cāozuò)的“工具”，也无法被轻易地套用在“评估理论”的逻辑之中。它们可能谈及“判断”，但对于人们是否作为(zuòwéi)情感的主宰者，或者是否被情感支配，并未形成一致的观点。这些文本也没有将情感视为可以与人本身分离的客体，而是将其(qí)视为某个人生命经历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本文倾向于使用“情感史（emotional history）”这个术语，因为它允许我们承认历史上确实(quèshí)存在着情感，并且当时的人也在认真(rènzhēn)地思考情感。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往往不愿意谈论(tánlùn)人们真正(zhēnzhèng)的感受，甚至不愿承认过去的人们有过这样的感受。但这并不令人感到困扰，因为相同的境况放到(fàngdào)今天亦是如此。例如，当我们在接受采访时，我们也无法确切知道坐在(zuòzài)对面的采访者的真正感受是什么。这种问题在人类历史中亦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我们可以(kěyǐ)探究历史作家们如何思考情感(qínggǎn)与表达(biǎodá)情感，从而可以发现那些试图(shìtú)准确描述情感与感受的思想和写作方式。此外，讨论“拥有某种情感”与“表达某种情感”之间矛盾与张力也是很有趣的。我们如何判断某种情感表达是否真实？作者又是如何描述当时(dāngshí)他人的反应？上述问题往往能为我们理解和认识(rènshí)不同时代的人们如何看待情感提供重要线索。 总的(de)来说，“情感史”这一概念能够允许我们将情感当作“体验”来理解(lǐjiě)。本次讲座更(gèng)关注的则是关于“体验”的叙事，而非某些具体的情感词汇。因为当我们阅读一个故事时，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长期的情感体验，比如某个人在丧亲之痛中挣扎，或者(huòzhě)试图厘清如何理解并感受喜悦（代表另一端的情感）。但作家们并不总是使用明确(míngquè)的情感词汇来描述(miáoshù)这些体验，而是可能用隐喻、类比，或者讨论某些难以言表的事情(shìqíng)，以一种变戏法的方式(fāngshì)来传达那种感受的深度。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开放的思维是非常有益的。 另外，关于理解过去情感(qínggǎn)(qínggǎn)的问题，相较于中世纪作家们对于情感的描述(miáoshù)方式，尝试从外部角度并通过理论模型来描述情感的方法(fāngfǎ)，二者有何不同？例如，不管是在(zài)当代情感研究中，还是在历史情感的研究中，都有人试图基于事件理论来描述正在发生事件的形式。因此，也存在(cúnzài)着一系列关于研究中世纪情感如何发生的文章。就如同当下，我们可能会(huì)研究神经活动来描述情感，也会尝试使用物理变化来描述情感。在某些文化中，人在愤怒时血管会扩张，而在其他(qítā)文化中则更强调控制或压抑情感，而非表达出来。 “评估理论”有时会将情感描述为(wèi)一套逻辑流程：当某个事件发生后，个体接收输入，进行直觉判断，然后得出情感反应。这种理论有时听起来就像命题逻辑，但问题在于：在过去的(de)文本中(zhōng)，讲述者很少会按照这种方式描述情感体验(tǐyàn)，因为个体先(xiān)接受一个命题或逻辑，然后再对(duì)其形成(xíngchéng)情感反应，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时间滞后性。所以，这些理论往往忽视了更现象学的方式，即从人的体验出发(chūfā)来理解情感。人们已经存在着一种世界观，他们认为某些事情应当如此，而(ér)感受(gǎnshòu)通常被描述为更加自发的表达。因此，我对于谈论情感的叙事非常感兴趣，而且其他人(qítārén)也会试图判断正在(zhèngzài)发生的事情，并常常会试图提供帮助。这也是为什么“病患叙事（patient narrative）”的概念出现了，我在一篇关于疯癫研究的文章中提到：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回顾过去，寻找那些记载人们讲述自身体验的内容，看看他们是否使用隐喻，或者用词是否足以相似(xiāngsì)地描绘出过去的真实体验。 在(zài)研究中世纪时，我们通常缺乏第一手资料，所能找到最接近的资料往往是写作者根据想象或对真实历史事件的描述(miáoshù)来构建的叙事(xùshì)，而这种方式则是试图寻找一种有(yǒu)意义的方式，去(qù)讲述某个人如何感受、如何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有时候这些描述可能非常有趣，但也需要考虑到不同个体的个性与情感体验存在着差异。 在(zài)中世纪，情感常被(bèi)视为灵魂(línghún)的事件，或者是(shì)灵魂的降临，有时也会将其称为“灵魂的偶发”，但这并(bìng)(bìng)不是拉丁词的准确翻译。其真实含义是指代一种外在的、非自然的、偶发性的状态。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理论尝试着解释为何不同性格的人会以不同方式(fāngshì)体验这些事件。因此，通过医学社会史的视角来研究中世纪情感，首先可以使我们将人的体验视为一个整体，如从大局着眼于(yú)健康(jiànkāng)，而非仅仅是疾病；其次，医学史的视角也能够让我们摆脱那种纯粹以道德为中心的叙事(xùshì)模式。部分研究主张中世纪欧洲的一切都必须放在道德规范或基督教语境中进行解读，即便当时的作家们并没有(méiyǒu)明确如此表达。然而，这种普遍性的结论极大(jídà)地限制(xiànzhì)了我们提出新问题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一领域中的某些概念与模型，给我们思考关于情感史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中世纪情感史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lìrú)区别于传统的情感史研究，可以从健康和历史叙事的视角对情感体验加以深入研究。 我正在进行一项(yīxiàng)关于情感、健康与福祉关系的研究，尤其聚焦于哀伤(āishāng)(āishāng)和丧亲之痛这两个主题。我对(duì)其中体验的许多元素都很感兴趣，并且(qiě)不仅仅(bùjǐnjǐn)关注情感词汇本身，还关注围绕哀伤体验所发生的其他事物，尤其是对那些慢性哀伤、抗拒安慰且长期无法消散的哀伤特别感兴趣，并且往往也不会遵循在教会中论述哀伤的拉丁作家所设定的哀伤路径（哀伤应该如何(rúhé)表现、如何发展）。我更关注于哀伤的实际发展进程，以及当哀伤的过程并不如人们预期时，会发生些什么？ 我(wǒ)们也可以提出众多不同的问题去探讨哀伤，而我研究的核心主题是——当有人遇到正在哀伤的人时，他们是袖手旁观，还是试图干预(gānyù)？也就是如何理解与处理这种(zhèzhǒng)社会互动(hùdòng)？简而言之，就是研究“帮助(bāngzhù)(bāngzhù)”行为本身(běnshēn)，但在更深层次上，其实是关于“关怀（caring）”与“治愈（curing）”之间的区别。当一个人试图帮助一位(yīwèi)丧亲者时，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到什么(shénme)？他认为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他应该做什么？他想要引导对方去感觉(gǎnjué)某种情感(qínggǎn)，还是让这种情感消失？是鼓励、接纳、还是对抗这种情感？因为针对不同个体，人们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帮助方式，而那些撰写长篇叙事的作家们所使用的语言，往往能反映出他们如何看待或想象这种互动。并且在我看来，关注这些被使用的语言也是极为有趣的。 有一位跨学科的研究者劳拉(láolā)(láolā)·奥蒂斯（Laura Otis）曾撰写过关于(guānyú)隐喻的文章，并展示了隐喻如何与情感相关联，如她曾提到“沉溺于悲伤（wallowing in misery）”这种(zhèzhǒng)隐喻，以及这种关于情感的语言(yǔyán)运用如何促使人们给出某种反应，或使人因感受(gǎnshòu)到某种情感而内疚。劳拉·奥蒂斯考察了西方(xīfāng)文学史上大量关于慢性哀伤、丧亲和失落的隐喻，发现这些隐喻经常以负面方式塑造这种情感体验，仿佛社会的目标就是要(yào)让(ràng)人们走出来。但她也提出了疑问：这样的推动是否真的对当事人有利？如果我们从健康或医学的角度审视，或许会发现有些(yǒuxiē)作者认为不走出来反而是一种更好、更有效的状态。 因此，我(wǒ)将选取一些十二世纪作者所记载(jìzǎi)的案例，描绘了人们试图帮助哀伤者的具体情境，这些案例将构成今天讲座的核心内容。我在进行著作编写的过程中，也(yě)在思考：在十二世纪，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有何(yǒuhé)独特之处？为了引出关于帮助的主题，我将列举几个案例，以及展示一些知识传统(chuántǒng)中的案例，例如十二世纪的学者们已经使用他们的概念框架集合（conceptual toolkit）来思考长期哀伤的成因，以及人们如何(rúhé)尝试(chángshì)提供帮助。 吉尔伯特与玛蒂尔达王后：丧母的悲伤(bēishāng) 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例源自一份历史文献——一套与伦敦默顿修道院（Merton）创立相关的编年史。该修道院由吉尔伯特(jíěrbótè)（Gilbert）于十二(shíèr)世纪(shìjì)初创建，其赞助人是于1118年逝世的玛蒂尔(mǎdìěr)(mǎdìěr)达王后（Queen Matilda）。她是亨利一世（Henry I）的妻子，本身具有(jùyǒu)英格兰(yīnggélán)与苏格兰王室血统，也可以将其视为诺曼(nuòmàn)征服后盎格鲁-诺曼英格兰王权血脉延续的象征。这套编年史的编撰目的，不仅是为了彰显该修道院的重要地位与特权(tèquán)，也是为了赞美创始人与王室赞助者。因此，文本中的吉尔伯特作为理想创始人、玛蒂尔达作为仁慈王后的形象是可以预见的。并且，文本中还透露出对吉尔伯特与玛蒂尔达二人性格特质(tèzhì)的关注，这些细节为我们理解中世纪时期的哀伤是如何被(bèi)表现出来的，以及公开场合是否应该流露(liúlù)哀伤提供了线索。 这段摘录的(de)重点在于(zàiyú)：修道院的创始人吉尔伯特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但他(tā)对此缄默不言。玛蒂尔达王后得知这个(zhègè)消息后，便前来(qiánlái)当面质问他，这一(zhèyī)互动凸显着“试图提供帮助”的主题，即玛蒂尔达王后试图介入吉尔贝特的哀伤。吉尔伯特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告诉王后，是因为(shìyīnwèi)他担心这个噩耗会让王后感到(gǎndào)过度悲伤。王后听后拉起他的手，对他说：“你可以把我当作你的母亲。”以上便是摘录文字的概要。接下来，我将通过更细致的文本细读，剖析其中对哀伤与丧亲之痛的深层意涵。 首先，玛蒂尔达(dá)王后(wánghòu)的(de)(de)第一个提问使用了拉丁单词“num”，这是一个“反问语气”的提问方式(fāngshì)，语气上预设了对方会给出肯定的回答。换言之，王后已经得知了吉尔伯特母亲去世的消息，只是(zhǐshì)与其确认事实。从(cóng)赞颂王室赞助者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wénzì)强调了她的警觉(jǐngjué)与勤勉——她时刻关注动态，这也正是(zhèngshì)（修道院）庇护者的理想特质。此外，文本还暗示：她并非直接从吉尔伯特本人处获知消息（若她认为消息属实，必是从别处听闻），而且此事已在宫廷中流传开来。关键在于，若她已知真相，提问的唯一动机不可能是出于无知，而是为了确认。本质上，她提出问题并非需要答案，而是希望吉尔伯特亲口说出事实。这种试图帮助（哀伤者）的方式十分耐人寻味，王后意在促使他当面承认并公开(gōngkāi)表达哀伤。 其次，她的第二个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该提问使用了过去完成时的时态，王后询问的是(shì)“你为何当时没(méi)有告诉(gàosù)我（why hadn't you told me）”，而非“你为何不告诉我（why didn't you tell me）”与“你为何到现在(xiànzài)还(hái)没告诉我（why haven't you told me yet）”，以此质问吉尔(jíěr)贝特(bèitè)在事件刚发生的时候为何保持沉默，暗示着在王后看来，当经历丧亲时，第一时间就应该与亲近者分享哀伤。因为作者在此处描述时精心选择了复杂的过去完成时态，而非简单地使用过去时态，使得这个(zhègè)细微之处显得意义(yìyì)重大。 再次，当王后提出“你可以把我当作你的(de)母亲”这句话后，吉尔伯特变得更加快乐(kuàilè)了(le)，文本在描述时使用了单词“lacior factus”，“lacior”是一种比较级(bǐjiàojí)的表达(biǎodá)，意思是“比之前快乐一些”，而非最高级(zuìgāojí)(zuìgāojí)的表达。然而，玛蒂尔达王后接下来对他的称呼(chēnghū)，采用了各种最高级表达，如“最亲爱(qīnài)的朋友”“最亲密的儿子”，显示她所(suǒ)要表达的情感。然而，文本始终未宣称王后完全取代了其生母的情感地位。作者在文本叙事中(zhōng)并没有让吉尔伯特的情绪回到哀伤前的状态，他只略感宽慰，并没有彻底被治愈。这种克制的文本描述揭示出：玛蒂尔达的干预仅能缓解哀伤，却无法实现治愈。吉尔伯特或许必须长期忍受哀伤，而王后至多能减轻其哀伤程度。并且，绝对没有证据能够表明玛蒂尔达已经完全取代了他的母亲在情感上的地位。以上这些便是我针对这篇文本所提出的三个分析要点(yàodiǎn)。 此外，就这些(zhèxiē)要点对理解哀伤(āishāng)及社会性干预的启示而言，其一便是吉尔伯特隐瞒消息的动机，暗含着对于哀伤传染性的担忧——他解释自己唯恐玛蒂尔(mǎdìěr)达的“尊荣”（对王室(wángshì)成员的敬称(jìngchēng)）因共感哀伤而受损。根据文本中吉尔伯特的解释，他选择沉默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这种情感(qínggǎn)(qínggǎn)传染或蔓延(mànyán)——他试图保护他人免受哀伤侵扰。这并非源于奥古斯丁或诺让的吉贝尔（Guibert of Nogent）所主张的“公共场合不宜表露或谈论哀伤”观念(guānniàn)，而更接近于一种医学的观点：他不愿让周围人暴露于自己的情感风险之下。其二，玛蒂尔达的立场虽也隐含健康视角(shìjiǎo)，但其焦点并非自身，而是吉尔伯特。因为她并未要求吉尔伯特压抑(yāyì)哀痛、避讳(bìhuì)谈论或隐藏情感，反而(fǎnér)斥责他对此闭口不言——实质是促使吉尔贝特(bèitè)承认并公开处理哀伤情绪，而非否认其存在(cúnzài)。我曾与(yǔ)一些学者讨论此案例，常有人认为(rènwéi)它颇具现代性色彩。但我认为，这类特质本就存在于原始文本中。若仅将其视为“赞助人与女王”的常规文本，我们可能忽略作者对情感问题(wèntí)的深层思考——他们实际上在探讨情绪的运作机制、人际的情感期待，以及这种期待应基于个体福祉考量还是抽象道德准则。这些人的思维方式与撰写道德论著的学者截然不同，而正是这种叙事中展开的情感理论更具研究价值。 这个案例取自另一份十二世纪文献，其中包含一些有趣的叙事变体及其灵感来源文本（后续(hòuxù)将(jiāng)简要提及）。该份文本在本质上是(shì)一则(yīzé)虚构(xūgòu)的哀伤与疯狂(fēngkuáng)体验记录。它并非描述真实个体的感受，而是以魔法先知梅林（Merlin）（这位在《不列颠诸王史》中仅次于(jǐncìyú)亚瑟的人气角色，身兼先知、巫师与魔法师多重身份，在十二世纪广为流传）为载体的思想实验：若一位长生不老的魔法师存在疯狂或哀伤的经历，其体验将呈现何种形态(xíngtài)？这实质是对(duì)极端慢性异常情感体验的实验。尽管属于虚构，但其对疯狂与哀伤话语的反思却极为敏锐。这部作品名为Vita Merlini《梅林的一生》。 杰弗里（Geoffrey）在《不列颠诸王史(zhūwángshǐ)》（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大获成功后，进一步创作了这部(zhèbù)以梅林情感与(yǔ)精神(jīngshén)体验为(wèi)核心的(de)诗歌，其灵感融合了拉丁与凯尔特传统。该文本(wénběn)的副标题耐人寻味，文学研究者常将其归类为“野人神话”或“疯子(fēngzi)神话”，这类叙事通常描述某人遁入荒野以应对情感或疯狂(fēngkuáng)体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称梅林为“疯子”，但杰弗里本人作为作者却从未使用这一描述，梅林也从未以“我(wǒ)疯了”“我处于(chǔyú)疯癫状态”或者“我是一个疯子”进行自我定义。相反，他将疯狂与哀伤体验描述为一段旅程，或者是一场需要克服障碍或疾病。由此可见，即便在同一故事中，当杰弗里·蒙茅斯通过叙述者、梅林本人与其他角色的多重声音建构叙事时，我们仍能发现(fāxiàn)这种微妙的复杂性。一些人草率地断言“这是个疯子”，而文本实则通过细腻的体验叙事揭示，个体的真实感受(gǎnshòu)往往抗拒被简化的标签与分类，而这种特质常给人一种现代性色彩，但我认为有时(yǒushí)应该向史料来源提出不同的问题，对其进行不断(bùduàn)审视。 这个文本中有(zhōngyǒu)三段与“帮助哀伤者”有关的情节，这也(yě)是我今天想与大家所(suǒ)讨论的内容。我认为这部文本十分令人着迷，其主线情节概述如下：梅林(méilín)在一场战役中目睹了三位战友(zhànyǒu)的死亡，随后虽有人(yǒurén)试图(shìtú)劝慰梅林，却被断然拒绝(duànránjùjué)，并遁入荒野之中，开始陷入哀伤，继而经历疯狂与幻觉。后续叙事围绕他人介入与尝试救助展开，最终，虽然梅林自认恢复如初，却依旧(yījiù)选择继续栖居荒野。显然，这段经历永久改变了梅林。这引出一个(yígè)有趣的问题，即所谓“治愈”是否必须意味着彻底复原？抑或，疯狂与哀痛的体验本身可能促使个体感觉更好一些，但(dàn)依然拥有不同的优先级选择或是对生活产出了不同的渴望（正如梅林的选择所示）。正如我们(wǒmen)在默顿编年史中看到的那样，吉尔伯特并没有完全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能够通过他人提供的帮助来抚平丧亲之痛。二者均未通过外部干预完全恢复原状。因此，第一个情节再次讲述了在他人试图安慰的情境之下，梅林与雅各一样，拒绝接受(jùjuéjiēshòu)安慰，也不想(bùxiǎng)承担其所带来的负担。此处，我再次联想到伊西多尔的论述——他将他人试图提供的帮助视为一种压力(yālì)。梅林亦是如此。 我认为拉丁语中一个表示“承受（fare）”的(de)(de)单词非常重要，因(yīn)为它蕴含着认可和接受的含义。如那位贵族恳求梅林(méilín)接受安慰，并提出(tíchū)“我们正试图治愈你，我们想要帮助你”，但梅林不愿承受（fare）或忍受这种干预(gānyù)。此处“fare”（承受/接纳）的用法颇具深意，如同英语法律术语“维持异议（sustain an objection）”，暗含对(duì)某事物有效性(xìng)的承认与认可。墨林(mòlín)虽拒绝安慰与帮助，却清楚地意识到哀伤对自我的侵蚀，而(ér)文本(wénběn)语言进一步揭示其被动性——梅林感受到自己是被哀伤作用(zuòyòng)的客体，而非能主动应对的主体。这与雅各主动抗拒(kàngjù)安慰的例子形成了(le)差异——梅林的主观抗拒无法阻挡他人(tārén)干预的渗透，即梅林虽然不想被安慰和帮助，但实际上他人的帮助和安慰却十分有效，也让梅林意识到了他人试图提供帮助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中世纪理论，情感(qínggǎn)常被视为施加于人的非自然因素（non-naturals）。然而，作家们描述哀伤的语言却将其视为个体存在的内在部分。而干预哀伤的尝试反被视为非自然的侵扰，因其违背人的个性且充满压迫性。所以，梅林在此故事中唯一的主动行为仅是祈祷不被安慰，但这愿望毫无实效。上述情节与雅各的案例相似，揭示了即便干预者(zhě)自认善意，但其行为也可能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相背离。关于这个(zhègè)问题的重要性，不同叙事文本给出了开放性(kāifàngxìng)的回答。例如，杰弗里(jiéfúlǐ)在故事中暗示梅林陷入一种史无前例(shǐwúqiánlì)的疯狂，文本提出“从未有人经历此类疯狂”，这实质上将叙事本身设定为对极端情感与精神(jīngshén)体验的思想实验。值得深究(shēnjiū)的是，正是由于哀伤在此时清晰(qīngxī)地降临，而梅林无力抵抗强加的外界帮助，被迫直面情感冲击，最终陷入疯狂，以至于使得这位长生的魔法师无法应对。 悲伤(bēishāng)的疗愈——音乐与自然 接下来(jiēxiàlái)，我想讨论故事(gùshì)中的第二次尝试提供帮助的情节，作为下一个案例。 这一情节(qíngjié)近乎(jìnhū)可戏称为(wèi)荒野急救，一名使者深入荒野以期(yǐqī)寻回遁世避居的梅林，试图通过干预其哀伤及由此衍生的疯狂，从而(ér)帮助其回归社会。此段落为了解中世纪的健康观念，以及可称为“音乐疗法”的实践提供了独特窗口。从本质上讲，王室因梅林曾为王室的朋友，而派遣(pàiqiǎn)使者寻其归来。其中一名使者获悉其踪迹后，携齐特拉琴（cithara）深入荒野，最终与梅林相遇(xiāngyù)。此情节再次呼应圣经传统——如大卫弹奏竖琴安抚扫罗的狂乱。 中世纪理论将音乐视为对抗(duìkàng)悲伤与忧郁的疗法，其原理基于对比效应（如以旋律的轻盈消解(xiāojiě)情绪的沉滞(chénzhì)）。十二世纪初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圣(shèng)维克多的休（Hugo de Sancto Victore）进一步提出：通过音乐演绎的叙事表演能促进情感(qínggǎn)的“健康”处理，因其既可刺激心智，亦可激发内在的运动力（如体液的流动或灵性的跃动(yuèdòng)）。 人们大多认为：某种形式的运动对灵魂与情感(qínggǎn)健康至关重要，停滞于同一状态则被(bèi)视为有害，该主题在文本中反复出现。我们可能会期待使者(shǐzhě)(shǐzhě)(shǐzhě)将通过弹奏乐器来舒缓梅林的情绪，并给梅林带来(dàilái)一些欢乐。然而，情节的发展十分微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shàng)与我们的期待截然相反：音乐与歌词都发挥着作用，并且使者所演奏的歌曲本身却极度悲伤(bēishāng)。若依照中世纪理论（即通过对立面来中和以实现平衡），使者演奏的音乐显然(xiǎnrán)与其背道而驰。其后，使者悄然接近梅林，并未立即演奏，而是先倾听他对战友丧生与精神崩溃的哀诉。这也说明使者可能根据梅林的自述内容，精心选择了演奏曲目。 这正是文本所描述(miáoshù)的(de)(de)场景，但(dàn)它究竟具有多少中世纪的色彩呢？使者通过演奏音乐来分散注意力和安抚疯狂，但其吟唱的歌曲本身却充满哀伤(āishāng)(āishāng)(āishāng)——它讲述梅林(méilín)(méilín)妻子与其姐妹的悲痛，因为(yīnwèi)她们误以为梅林已经去世。歌词详述两位女性经历的种种事迹：哭泣、绝望(juéwàng)、容颜衰老、迷失自我……这些体验与梅林自述的哀伤几乎完全重合(chónghé)。这在当代现象学讨论中频繁出现(chūxiàn)，他们提出的“我不是过去(guòqù)的我（I am not what I once was）”，与“我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I'm not who I once was）”相似但却不同。上述两个命题给出(gěichū)了一种人的本质存在差异的感受，即一种无休止的漂泊感、疾病和漫长且(qiě)无间断的哀伤。使者所吟唱的歌曲既精准复现了梅林自身的哀痛体验，亦融入了其亲人的相同哀伤体验。在我看来，此举动意在通过使梅林在感受他人之痛的过程中产生共情，从而使他摆脱哀伤体验；另一层意图则是深入哀伤体验本身，揭示哀伤的共享性，并予以承认与认可。梅林在其后的反应也十分耐人寻味(nàirénxúnwèi)：当歌曲终了时，梅林便立即对使者说：“再弹一遍。”而这并非因为哀伤过度难以承受，而是他渴望再度聆听，即一次远远不够。梅林确实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huīfù)，感觉有所好转，并能够从外部(wàibù)视角审视自身的疯狂。但这种疗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未遵循中世纪理论所倡导的通过对立面来中和以实现平衡。 这个故事揭示了如(rú)何认识哀伤、思考哀伤、表达哀伤以及(yǐjí)谈论悲伤的方式，这才是最可能发生效用的疗愈方式。而在(zài)此叙事中，这一策略确实奏效(zòuxiào)，并(bìng)与玛蒂尔达和吉尔伯特的案例存在相似之处。此外，观察那些思考此类故事的人尤为有趣。他们并不试图为担忧哀伤的机构或政府服务，而是立足于(lìzúyú)个体经验(jīngyàn)的想象，无需盲从外界盛行的宏大理论，如灵魂平衡学说。因此，这本质上反映出实用的智慧正在文本叙事中发挥着作用。 杰弗里·蒙茅斯笔下的(de)最后一次尝试提供帮助的情节，描述了梅林疯狂复发后的孤独境遇(jìngyù)——威尔士传说中的先知兼诗人的塔利埃森（Taliesin）出现，与(yǔ)他对话哀伤与疯狂的体验。 塔利埃森对梅林说道(shuōdào)：“或许无人如你般见证如此之多。”因为梅林哀叹王国倾覆(qīngfù)、战友殒命(yǔnmìng)。值得注意的(de)(de)是(shì)，梅林的长期(chángqī)哀伤与病态体验根源，部分在于他作为先知所目击的人类悲剧远超常人——身为先知，梅林不仅拥有预见未来的魔法能力，更被迫见证远超常人的悲剧。这也是塔利埃森作为智者先知的观察结果。其后，塔利埃森引导梅林找到了(le)一条溪流，让其饮用后，梅林终获痊愈。杰弗里如此描绘溪流：“溪水在地下遭遇岩层的阻隔，但却迂回绕行，最终涌向阳光。” 正如我(wǒ)在之前讨论中提及的“运动力(lì)”（movement），梅林的旅程与溪流的流动形成了(le)呼应(hūyìng)。治愈的关键不仅在于(zàiyú)饮下圣水，更在于旅程本身。在前文已有所提及。杰弗里让(ràng)梅林感谢上帝使其康复，并询问溪流是如何运作(yùnzuò)的。我认为这(zhè)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我看来，这种(zhèzhǒng)对(duì)世界(shìjiè)运作方式的好奇心有时是被忽略了，因为当我们审视(shěnshì)梅林感谢上帝的部分时，故事情节看似走向了中世纪(zhōngshìjì)欧洲故事的标准结局，即基督道德叙事，康复源于上帝恩赐。然而实际上，杰弗里在叙述结尾时笔锋一转(yīzhuǎn)，让梅林在赞美上帝后立刻追问：“感谢上帝拯救我，这实在是不可思议，但我更想知道溪流是如何治愈我的？”我认为此案例的核心在于：对自然机制的解释或者好奇无需与上帝干预的解释相对立，或前者被视为处于次等地位。二者其实可以协同共存。实际上，塔利埃森与梅林最终关注的并非对上帝的感谢，而是自然疗法的运作逻辑。这揭示中世纪思想的多样性远超我们的固有认知，情感叙事未必皆以归因上帝为结局。 通过这些案例，我希望向大家说明(shuōmíng)，探索中世纪(zhōngshìjì)情感观念(guānniàn)的广度、深度与多样性为何(wèihé)如此具有吸引力！以及为何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世纪经典理论家（如吉贝尔、奥古斯丁）将情感视为(shìwèi)可以被控制或(huò)管理之物的固有叙事。事实上，那些专注于如何讲好故事的人（如杰弗里、瓦斯），反而对中世纪盛期的情感体验提出了最有趣和最引人注目的想法。 吴愁、周述延、肖丽(xiàolì)翻译/整理 (本文来自澎湃(pēngpài)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